“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一九五八年八月开始，中国废除了乡一级的行政体制，一窝蜂地改成了人民公社，又一窝蜂地办起了公社大食堂，农民们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了，到公社食堂里大吃大喝起来。“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当时风行大江南北。公社食堂用粮时毫无计划，而且大肆浪费，有些地方还推出了吃饭比赛，一些参加比赛的农民为了夺得吃饭冠军，把自己吃成了胃扩张，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几个月以后，中国各地的粮仓空空荡荡了。然后，这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无奈落幕，现实主义的残酷悲剧随即拉开了帷幕。
大饥荒冷酷无情地笼罩了中国。由于此前各地都虚报粮食收成，国家征收量远远髙于实际产量。虚报收成是地方官员的向上表功行为，付出惨痛代价的却是农民，他们的口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也被国家征收了。一些地方以革命的名义，开始了野蛮和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奉命成立“査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査。在农民家中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粮食就动手殴打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小溪河公社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多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中。这时候，饥饿犹如狂风般席卷而来，死亡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根据后来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大跃进期间，仅四川一个省饿死的人数就高达八百一十一万，每九个人里面有一个饿死。
很多年过去后，就在人们不断反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之时，大跃进式的发展却仍然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里到处崭露头角。大跃进式的机场建设、大跃进式的港口建设、大跃进式的高速公路建设等等，这些大规模的基建项目理论上必须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可是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先上项目，再向中央政府报批。于是不切实际和铺张浪费的重复建设项目比比皆是，而且如同革命运动一样磔淼烈烈。以港口建设为例，在河北和天津的六百四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二〇〇三年的时候，虽然这四个港口都处于“吃不饱”之中，可是四个港口仍然不断加大投资扩建力度。
有意思的是，一些超前的大跃进式的建设，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下，很快轴就从“吃不饱”变成了“吃得太饱”。然而另外一些大跃进式的建设，仍然处于则饥饿之中。一些建成多年的高速公路，比如河北的石黄高速公路和江西的泰井高速公路，至今还是为数不多的旅行大巴和轿车行驶其上，几乎看不到集装箱车。网上有人戏称这些高速公路随时可以进行比赛，也有人喜气洋洋地说这些安静的高速公路是度蜜月的好地方。
一九九九年，教育部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中国教育的大跃进开始了。到二〇〇六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五百四十万人，是一九九八年一百零八万人的五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二千五百万人。为此，教育部骄傲地声称：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光荣的数据后面总是隐藏着危机。中国的大学用于扩招的贷款已经超过二千亿人民币，这笔数额巨大的贷款很可能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又一轮坏账，因为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无力偿还用于扩招的贷款；另外，大学学费在十多年里，在等级不同的大学里暴涨了二十五倍到五十倍不等，比居民收入的增长多出十倍。有人计算，今天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四点二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十三点六年的纯收入：还有，大跃进式的扩招直接造成了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现在每年都在新增超过一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贫穷的父母为了供养儿女读完大学，不惜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可是当儿女大学毕业以后立刻成为中国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贫穷的父母们只能欲哭无泪地扎根于更深的贫穷之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穷人的孩子放弃了他们的人生梦想，中学毕业就背起铺盖外出打工，因为他们即使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仍然要面对失业，而且还要面对巨额债务。二〇〇九年，中国大学高考的报名人数在连续三十二年的增长以后，出现了首次回落。
我再谈谈文革似的革命暴力如何在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里不断上演。
我先说一说公章的故事。这些木制的圆形公章直径在四厘米左右，捏在手里轻若一盒香烟。可是在共产党中国六十一年的历史和现实里，庞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常常浓缩在这样一枚轻小的公章之中。任命官员的文件上需要公章，公司之间的合同上需要公章……与此同时，公章也是人生是否合法的证明，工作证、学生证、出生证、死亡证和结婚证等等也需要盖有公章……公章在中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造反派以革命暴力的方式冲击了市政府，抢走了政府的公章，然后宣布夺权成功，这是文革期间著名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夺权运动随即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纷纷冲击各地政府机关、工厂学校，还有农村的人民公社。只要是有权力和有公章的部门，不管大小，都在 “一月革命”夺权运动里沦陷了。文革早期这场声势浩大的夺权运动，其实就是抢夺公章的运动。造反派和红卫兵如同强盗土匪一样，砸开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的大门和窗户，喊声震天地冲进去，然后砸起了办公室里的桌子和柜子，翻箱倒柜地寻找起了象征权力的公章。
那个时候，谁要是抢夺到了公章，谁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布命令，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财务部门去领取革命经费；可以将自己讨厌的人置于死地，可以将国家的钱用于造反派的革命经费。一切胡作非为，只要写在纸上盖上抢夺来的公章后，立刻就合法化了。
于是，不同的造反派组织之间和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了抢夺公章，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混战。有时候几个组织同时冲击政府机关，为了抢先获得公章，翻墙越窗的，互相斗殴的，无所不有。此情此景很像是橄榄球比赛，眼看着这一派别的人要冲进机关大楼了，另一派别的人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扯衣服抱大腿，阻止他们进入大楼，让自己派别的人抢先冲进去。有的造反派组织刚刚成功抢夺了政府的公章，还未出门，发现其他造反派组织已经将他们包围了……
我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景，那一年我七岁，心惊胆战地站在一棵柳树的下面，看着河对岸的政府楼房里上演的革命夺权。先是有十多个造反派冲进了我们小镇的一个政府机关，那是 一幢三层的楼房，他们抢夺到公章后，刚刚发出欢呼声，另外一队造反派赶来了。这后来的队伍有四十多人，个个手持棍棒，将楼房团团包围。这一队造反派的司令手拿扩音喇叭，对着楼房里的造反派喊话，命一令他们乖乖地交出公章，如果他们拒绝交出公章，这位司令威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