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像文革早期自杀的走资派那样，也以不同的方式自杀身亡。
我们县里一位草根出生的无名小卒，在文革期间成为了造反派头头，开始了耀武扬威的短暂人生之旅。我小时候经常在批斗大会上见到他，他宏亮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出来时，十分厚重，像是两、三个人的声音迭加在一起。他一边宣读批判稿，一边监视着那些低头站成一排的走资派，只要发现有一个走资派的身体稍稍动了一下，他立刻中断宣读，走过去朝那个走资派的腿弯处猛踢一脚，让走资派跪倒在地。当毛泽东提出以老干部、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三结合”的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他作为造反派代表进入了革命委员会，荣升副主任，他的仕途也就名正言顺了。他走在我们小缜的街道上时，人们都以和他熟悉为荣，亲热和恭敬地向他打招呼，而他只是礼节性地向他们点点头，神态矜持。倒是我们这些孩子喊叫他“主任”时，他会友好地向我们挥一下手。
文革结束后，在清除“四人帮”爪牙的运动中，他被隔离审 查。当时我们刚刚高中毕业，我们几个同学闲来无事，曾经好奇地去偷看对他的审问。我们知道他被关押在百货公司仓库后面的小屋子里，我们爬上仓库后面的围墙，坐在围墙
上晃荡着双腿，透过敞开的窗户，看到他坐在一只小板凳上，他面朝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审问他的人，那两个人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训斥他，其情景完全像文革初期造反派审问走资派一样。这个昔日威风凛凛的造反派那时显得十分软弱，唯唯诺诺地讲述自己在文革期间如何充当“四人帮”的爪牙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记得他当时哭了，他在交代自己罪行的时候将话题扯开了，说他母亲前几天去世了，而他却不能守候在母亲身旁。他的哭声突然像一个孩子那样响亮起来，他说：
“我妈妈往洗脸盒里吐血，吐出了一脸盒的血。”审问他的人拍着桌子说：“胡说！你妈有那么多血吗？”有一天上午，趁着看守他的人上厕所之时，他逃了出去，沿着海堤跑出了十多公里，站在那里，木然地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浪涛拍岸之声不绝于耳，他很可能没有听到。然后，他低头走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小镇，在一家商店的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两盒香烟和一盒火柴后，低头返回堤岸。一附近有几个农民正在田地里干活，他们看到他一边抽烟一边在堤岸上徘徊。如
他一枝接着一枝地抽烟，中间没有中断过，他将两盒香烟全部抽完后，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正在田地里干活的几个农民，然后转过身去，不会游泳的他走下了堤岸，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浪潮里。当追捕他的人一路打听着来到这里时，已经没有了他的踪影，只看到堤岸上留下的一堆烟蒂。几天以后，他的尸体被浪潮冲上了邻县的海滩。我听说他身体浮肿的都认不出来了，他的鞋和袜子都被海浪剥去，衣服裤子还在身上。
文化大革命让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铤而走险，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革命里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一阶平民立刻身居高位，当时人们用“坐直升飞机上去”来评价这些人生暴涨的造反派。文革结束以后，这些人从高位上自由落体般的跌落下来，而且跌穿草根均线，跌入囚犯底部。人们又用“上去快，摔下来更快”来嘲笑这些人生暴跌的造反派。
当然，文化大革命也讲述了更多微涨微跌的人生故事。我所生活的小镇上，就有几个这样的故事。我选择其中一个，以飨读者。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席卷中国，象征权力的政府公章纷纷被抢夺之后，一些没有抢夺到公章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没有因此一筹莫展，他们开始了私刻公章的革命运动。于是，草根自封的权力机构立刻遍布全国，其壮观的情景好比唐朝诗人岑参描述飞雪突然降临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要讲述的这个人就是在此背景下揭竿而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并且自封为队长。这个人当时四十多岁，平日里胆小怕事，而且沉默寡语。他不是那种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中央的人，他上街时总是低着头，贴着墙根走去或者走来。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他经常被孩子们欺负。
我们巷子里几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就会去找他的麻烦。当他迎面走来时，故意用身体狠狠地撞他一下，他的反应只是站住脚，皱眉看一眼撞他的男孩，随即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为此我十分敬佩那几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心想他们真是厉害，连大人都敢去欺负。后来我们这些还没有上 小学的男孩也敢欺负他了，朝他扔去一块小石子，他被砸中后回头看我们一棚眼，也是皱一下眉，随后一声不吭地走去了。我们因此兴高采烈，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强大无比了。
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当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身边的人纷纷加入进了不同的造反派组织后，他也按捺不住了，也想加入到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可能是他平时太窝囊，几个造反派组织认为他缺少革命性，都将他拒之门外。他在无奈之下和情急之中，成立了一个人的造反派组织。私刻了一枚“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威风凛凛地将公章挂在裤腰带上。
他风光无限的人生之旅开始了。我记得他每次出现在大街上的时候，外衣总是扎在裤子里，这是我们小镇上唯一将外衣扎在裤子里的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挂在裤腰带上的公章更加醒目。他胸前挂着一个哨子，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也就是红宝书，昂首挺胸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目光巡视着街上来去的行人。常常冷不防吹响了哨子，街上的行人站住脚扭头看他时，他捧起了红宝书，大声命令道：
“翻到第二十三页，我们念一段毛主席语录……”
当时很多人都是随身携带红宝书，听到他这么喊叫，立刻从口袋里取出红宝书，在他的带领下，站在大街上认真朗读起了《毛主席语录》。读完了二十三页，还要在他的指挥下读四十八页、五十六页、七十九页……直到他虔诚地闺上红宝书，庄重地宣布：
“今天的学习到此为止，希望大家回家后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街上的行人们如释重负地大声回答：“是。”
当时有些人没有带上红宝书，表情十分尴尬，他不会因此批判他们，而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
“明天别忘了带上红宝书。”
自从我们的小镇上出现了这个红宝书警察后，人人上街都会带上红宝书了。只要是哨声一响，毛泽东语录的朗朗读书声就会在街道上响起。
我们这些孩子不再歧视他了，我们错误地以为他是小镇上最大的造反派头头，因为只要他的哨声响起，所有走在街道上的造反派和群众都会听命于他。我们当时不知道他这是狐假虎威，在那个时代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拿出红宝书，所糊有的人都会老老实实跟随着学习起来。
我们开始喜欢他了。其他的造反派对我们都是不屑一顾，只有这个光棍造反派和我们这些孩子打成一片。只要他出现在街道上，我们就会前呼后拥地追随他，而且我们也学着他的模样，个个都将外衣扎进裤子里，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裤腰带上没有公章。好在他十分慷慨，让我们的手去摸他挂在裤腰带上的“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无论摸上多长时间，他都是微笑地对待我们。不过，当我们得寸进尺，问他这枚了不起的公章是否也可以在我们的裤腰带上挂上一会儿？他立刻严词拒绝，并且警告我们：“你们这是夺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