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病人说舌头大了,就意味着麻醉作用已经显现。他就缓慢地起身,伸手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个病人的牙齿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对我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
    我当时胆战心惊,自己还没怎么弄明白拔牙的全过程,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那个病人像是看着鳄鱼似的害怕地看着我,让我紧张的双手发抖。
    在等待麻醉作用显现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时候沈师傅递给我一枝烟,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了,他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抽完了烟,聊天也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第一次拔牙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准备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的一排钳子,大小和形状都不相同,我傻了,不知道应该用那一把?犹豫了一会儿,我只好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起身上前两步,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读报纸了。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我不敢去看病人瞪大的眼睛,我比他还要害怕。我拿起钳子,伸进病人的嘴巴,瞄准后钳住了那颗牙齿。我很幸运自己遇上的第一颗牙齿是那种已经松动的牙齿,我握紧钳子只是摇晃了两下,那颗牙齿就下来了。
    真正的困难是在第三个病人的口腔里遇上的,我把牙根弄断在里面。坐在椅子里的沈师傅只好放下他悠闲的二郎腿和手中的报纸,亲自来处理那根断在下骸骨里的牙根。挖牙根比拔牙麻烦多了,那一次沈师傅挖得满头大汗。后来我自己会处理断掉的牙根后,沈师傅的好日子才算正式开始。
    当时我们的科室里有两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进来 两个病人,让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后像是托拉斯〔Trust,直译为“商业信托”,在此有合并的意思)似的,同时给他们涂碘酒和注射麻醉剂,接下去的空闲里我就会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就会问一声:
    “舌头大了没有?”
    通常是两个病人同时回答:舌头大了。我又托拉斯似的给他们挨个拔牙,接着再同时叫进来两个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师傅配合的天衣无缝,我负责叫进来病人和处理他们的病牙,而沈师傅则是坐在椅子里负责写病历开处方,只有遇上麻烦时,沈师傅才会亲自出马。随着我拔牙手艺的日渐精湛,沈师傅出马的机会也是愈来愈少。
    多年以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西方的记者总是好奇我此前的牙医经历,他们十分惊讶,我只是中学毕业,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方面的教育,直接就去给病人拔牙。我思忖很久,告诉他们: “我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毛泽东时代的发明,就是在农民中间选择有些文化的人,经过简单的医学指导,就让他们背上药箱成为了医生。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因为对于这些农民医生,从医只是兼职工作,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是赤裸双脚下到田里干活。当他们身边的农民们出现小的伤病时,他们可以立刻给予简单的治疗。如果是较为严重的伤病,赤脚医生就会将病人送往医院。
    我知道“赤脚医生”的回答不够准确,虽然我在医学知识方面和这些赤脚的农民医生不相上下,可是我毕竟是在专职从事牙医工作。问题是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找不到准确描述自己第一份职 业的词汇,直到近年来“山寨”这个词汇在中国风行起来以后,我终于可以准确地回答西方记者了,我说:“我曾经是一个山寨牙医。”
    忽悠
    什么叫忽悠?最初的意思是飘忽不定,比如渔船在海浪上起伏和树叶在风中摇晃。然后成为了俗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流行。作为俗语的“忽悠”,来自于同样发音的“胡诱”,就是胡乱诱导的意思。就像流行病不断出现病毒变异,“忽悠”在此后的词汇生涯里变异出了令人眼花撩乱的含义。夸夸其谈和哗众取宠叫忽悠,巧设陷阱和引人上当也叫忽悠。前者拥有了吹牛、鼓动和怂恿的意思,后者表达了胡说、谣传和欺骗的意思。还有戏谑和戏弄的意思,无中生有和投机取巧等等意思。
    在今日中国,忽悠已是汉语中的词汇新贵,其江湖地位可与山寨相媲美。这两个都是词汇中的暴发户,不过它们的发迹史有所不同。山寨现象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忽悠的风行源自于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英雄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笑星,来自东北的赵本山。赵本山在其著名的喜剧小品《卖拐》中隆重推出了“忽悠”一词,他声称:“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卖拐》的故事就是透过层层的忽悠,也就是设下一个接着一个的心理陷阱,将欺骗、鼓动、怂恿和胡说等等发挥的淋漓尽致,让一个双腿健康的人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瘸子了,从而花钱买下了一付价高质次的拐杖。
    这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精彩喜剧小品,几年前在CCTV收视率最高的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忽悠”一词立刻风靡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中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吹牛、鼓动、怂恿、胡说、谣传、欺骗、戏谑、戏弄等等现象在忽悠的词义海洋里波澜壮阔 起来;同时,社会中的不正经、恶作剧和开玩笑的情绪也在忽悠里大张旗鼓了。原来的贬义词投奔到忽悠门下后,纷纷获得了中性词的身份。
    赵本山让中国的男女老少们张口闭口都是“忽悠”了。“忽悠”好似口水一样存在于人们的嘴里,又像唾沫一样从嘴里喷射出去。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等等都可以在忽悠里翮翩起舞。忽悠成为了一把词弃的万能钥匙,在进入词库之时,可以将与此相关的词义之门一扇一扇地打开。当然,忽悠并不总是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时候。当有人回首往事之时,忽悠一词可以用来修正此前眨义的欺骗。我的母亲就是如此。
    一九五〇年代后期,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将城市里的医生护士们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支医疗队,当时叫防疫大队,奔赴缺医少药和贫困的农村,免费为农民们治疗血吸虫病。
    我父亲当时居住在美丽的杭州,他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我父亲一辈子只念了六年书,三年是私塾教育,另外三年是正规的大学教育,中间的课程是他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战争中缴获了一本字典,就在行军的途中,一边走路,一边记着生词。他所在的部队一路打到了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然后又返回浙江杭州,转业到地方的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男护士。他在那里认识了一名女护士,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教他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然后他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是三年的大专学业。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不想继续在省防疫站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上一名外科医生。可是他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工作,领导要他去防疫站,他只能去那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