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我把手停在嘴边，连鼓掌也不能够了。他那样长久地看着我是怎么了？两束温情的目光从那带支配性的身躯上投向我。不仅温情，他还觉得有点好玩。一个小女孩为了他那件遥远得失去真假的身世伤心，他有些被逗乐了，又有一点愧意。人们把故事团来团去，一层层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这小女孩竟对它那样信以为真。
有一刹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来。要来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番哄慰。告诉她，许许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
十八岁时，贺叔叔说他在朗读会上确有那冲动。但我不相信他会和我如此之巧地分承了同一记忆各自的那一半。我不敢说自已的这一半有多可靠。而多少美好的事依赖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而存在。
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记忆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右边是我妈妈。那个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们抿紧嘴唇打饱隔的那个大饥荒的晚上，对于我爸爸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贺一骑将在闭幕前朗读那部长篇小说中的选章。谁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
我妈妈用胳膊肘轻杵一下我爸，他才看见贺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军蓝色，一只手稳在右肘那看不见的左轮上。我爸爸看见他的一笔一画在贺叔叔的手里握着。
我爸爸和大家一块鼓掌，笑容瘫痪了。贺叔叔转向麦克风，人们还在鼓掌。我爸爸却停下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他看着贺叔叔正派、红润的脸，稿纸上的浓墨渗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仿佛是感到哪儿伤了，他一动不动，以知觉去摸索那隐秘的一股疼痛。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生撕裂般的声响。
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1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的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啧喷，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强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的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璞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轶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
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这些记录。谁会需要这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
好的，请问吧。
没有，从来没有听见过。
我明白你是指幻听。不，没有过。
那是有过的，但自己同自己说话不算症状吧？
你也是？
问过舒茨，他说他逮着自己几次了。大声骂自己，也劝自己。
不骂，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现在去拿信还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药？
带来了。这是我常吃的两种。
会上瘾？生活里瘾多了，这个也不算什么。
试过。两周，一点五毫克的。
就是自杀念头迫切的时候。
还会有的，和心情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自杀在我的基因里。
我祖父的心情并不坏。心情坏多是自我冲突。我祖父是统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冲突。我爸爸，满心都是冲突，他的笑都是冲突出来的，但他不会放弃。自我与超我与本能构成的三角冲突，使他得到不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欧塞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厂。你必须爱拉哈玛尼洛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护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卡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涵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玛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阴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深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
——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强？她们总是有一头干燥的头发。
……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潮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从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