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特效药，从他病发呕吐、腹泻到脱水死亡，全程仅仅20个小时。
一天不到，健硕的青年人眨眼变成了形如枯槁的尸体。
因为严重脱水，患者死亡时皮肤呈灰蓝色，人们也将这种疾病称为蓝死病。
西格与布兰度先前往了圣巴塞罗缪医院。
院内，气氛压抑阴郁。
两人一脚踏入，脖颈一凉，脖子仿佛被数把冰冷的镰刀架着。叫人无法正常呼吸，因为稍有动作，就会惊动死神挥刀收割人头。
死气沉沉不足以形容院内的惨况。
从二月末伦敦爆出第一例霍乱死亡病例，至今四个多月内，依照不完全统计就伦敦一地至少有八千人死亡。
死于霍乱的人数是否会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马尔萨斯医生是院内少见的乐天派。
“我认为情况在好转。自从两周前宽街的水井停用，这个区域的病例有显著减少。”
一个月前，布兰度调查组的霍乱地图登报，抛出病源随污染的水源传播的观点。
在瘴气论大行其道之际，新的致病观点不可能立刻被所有人认同，但总会有人宁可信其有。
宽街原本是病例激增区域，当水井在两周前被封，居民改用其他水源后，这片区域的病例控制住了，且呈明显下降去世。
这成为典型案例，被伦敦众多报纸宣传后，开始逐步被人效仿。
不过，伦敦有两百万人口，其中总有一些霍乱患者得病原因难以查明。病人或亲属自述没有接触过污染的水源与食物，但还是感染了。
布兰度与调查组众人尽力一一走访这类病人，试图揪出未被发现的病源所在。
十之八.九都能找到病因。或是吃了没有洗干净的瓜果，或是与病患共用厕所但没有清洁双手就吃饭了。
如今，外科医生做手术都不一定能做到清洁双手，又怎么能指望普罗大众把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刻在脑子里。
令人无奈，总有一些病例无法被溯源。
不是每个人都能事无巨细记得自己做过哪些事。或是病人已死，而没其他人可以讲述他得病前的行程。
西格：“今天我们主要想了解一下普瓦松博士的病程，他入院后情况如何？”
马尔萨斯医生不由叹息，“与那些严重的病患一样，他的发病速度非常快，不到一天就不行了。”
普瓦松是马尔萨斯医生收治的，从前天下午入院到昨天上午死不瞑目。
“他和我说了，非常肯定自己没有食用不洁物品，近期对不煮的食物一律不吃，很想不通怎么还会得病。”
马尔萨斯医生的耳边似还回荡着普瓦松在临死前的愤怒咒骂。他抿了抿唇，没有把那些恶语复述出来。
布兰度一眼便知马尔萨斯医生的犹疑，“他骂我了？认为剑桥调查组的论点是错误的？”
马尔萨斯医生被看穿，只能无奈地点头。
昨天，普瓦松骂得很难听。
像是“班纳特是个刽子手骗子”、“草菅人命”、“狗屁的水源污染”等等，这些内容是勉强能听的部分。
布兰度却无愤懑也无失落，她早就做好准备会被骂。
预防疾病的注意事项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却难免复杂。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有几个人敢说百分百防护到位呢？
只说勤洗手，假设水源干净，但用来擦手的毛巾是否干净呢？现在可没一次性纸巾。
预防过程中的一次操作不当，可能就导致中招得病。
霍乱瘴气论流传数年。
如今，有些人改信水源污染论，可是他们自认防护到位仍旧得病的话，难免会质疑调查组的结论。这都是常有的心理反应。
人与人能做到一直相互理解与信赖，这本来就是奢侈品。
布兰度从未有过多的期待，做事只求问心无愧就好。
不过，她还是嗅到了一丝异样。
“普瓦松博士质疑水源污染传播，他近期是不是去过空气严重污染区了？”
马尔萨斯医生点头，“他没有细说，但提到了五天前去过伦敦北部的一家造纸厂。”
普瓦松入院后的五个小时，病情迅速恶化。
当时，他开始骂起了布兰度调查组。认为自己信错了人，不是污染的水源导致感染霍乱，而是瘴气说才是对的。他就是倒霉的亲身实验者，因为在发病前两天去过空气污染区。
西格与布兰度相互看了一眼。
这样一来，普瓦松的思想发生180°急速变化的逻辑就通顺了。
西格追问：“哪一家造纸厂？您清楚那里的病发情况吗？”
马尔萨斯医生：“查理造纸厂。据我所知，至少圣巴塞罗缪医院没有收治那一带的病患，那个地区虽然烟囱连成片，黑烟滚滚，但没爆发疫情。”
西格：“普瓦松博士的家里或学校呢？还有其他与他走得近的人患病吗？”
马尔萨斯医生摇头：“暂时没有听说与他相关的病患被送来。我也问过，他说没听说周围有人发病。
我看了普瓦松填写的信息。他在伦敦独居，工作地点是伦敦大学物理学院，家庭住址是贝克街111号，紧急联系人是天秤律师事务所的卢宁律师。近一周，我院没有接受过这些地点送来的病患，它们也没登上疫情通报的报纸新闻。”
这就有些古怪了。
普瓦松博士喜欢干净，不能说是有洁癖，但把爱干净当成了日常生活习惯。
霍乱的潜伏期不长，多数是1~3天。他工作与生活的区域近一周没有爆发疫情，他是怎么染病的呢？
布兰度决定过后要详细查一查，说不定有病症较轻的患者没有去医院，也就没有被记录在案。
她问：“马尔萨斯医生，我们可以看一看尸体吗？”
马尔萨斯医生：“可以，现在尸体还在医院，但停尸房的床位很紧张，今天晚间应该会被他的律师接走。”
三人去往另一栋楼。
自从霍乱爆发，整个医院人满为患，连停尸房也不例外。
规定死者必须在三天内被运走，否则会被统一送去公墓附近的停尸地。
当下，布兰度与西格见到了普瓦松的尸体。
很难想象原本的健康青年成了一具脱形僵尸，而伦敦近几个月以来“僵尸”不少见，都是典型的腹泻脱水死状。
两人又向马尔萨斯医生借阅了普瓦松入院后的详细病程记录，先离开了医院。
接下来准备先去找卢宁律师，再去普瓦松的学校与居住地瞧一瞧。
没有坐马车。
这三处地点距离不算远，可以步行。
西格：“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普瓦松的死因不是霍乱？”
这个问题来得一点也不突兀。
布兰度也有相同怀疑。
霍乱是传染病，可是普瓦松经常接触的人群、他的生活工作区域都没有爆发疫情。
“尽管从病症上来看，他的病发症状与患了霍乱相同，但事实上有其他疾病也会导致相似症状，比如砷.中毒。”
布兰度：“如果能够对他尸检就好了，请摩根教授查一查他体内有没有霍乱弧菌。”
英国的解剖法已做修改，不再是只有犯下杀人罪的死刑犯才能被送上解剖台。
即便如此，解剖这种行为仍未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
从普瓦松之死来看，他像是得了霍乱去世。
即便没有接触污染水源与食物，但是经过了工业空气污染区。
从这一条，瘴气论支持者们就有理由去说普瓦松是死在霍乱里，而不是遭遇谋杀，那凭什么让他被送去尸检。
以如今的普遍思维，普瓦松的家人也绝无可能同意将他送去解剖。
不过，意外时有发生。
布兰度与西格见到了卢宁律师，获知了一个好消息。
普瓦松在遗嘱中表明，要把遗体捐献给伦敦大学医学院用于解剖教学。
在1833年，这种献身奉献的精神很罕见，但确实符合普瓦松追求科学的一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