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大世界有个说相声的，正好到外地演出。真是运气。”
“蒙里戛戛，蒙里戛戛！”开电车的吆喝，要大家往里挤。
有乘客望着窗外一辆经过的卡车，没教别人也看，可是整个电车一阵微微的骚动蠕蠕从头爬到尾，伸长脖子的伸长脖子，弯腰的弯腰，抓着藤吊圈，看着车窗外。第二辆卡车开过来，放慢了几秒钟，正好让琵琶看见敞开的后车斗。手脚纠缠在一起，堆得有油布车顶一半高。泛黄的灰白的肌肤显得年青，倒像女人。女学童打球，绊倒了跌在彼此身上。街头杂耍的脱得只剩一点破布蔽体，疲惫不堪的在彼此的肩头上叠罗汉。她只看见胳膊和腿，随便伸曲。有的不像是人的手脚，这里那里一片破印花布或藏蓝破布。画面一闪即逝。她完全给拖出了时间空间之外，不能思考也不能感觉。那些肢体上的大红线条是鲜血，过后她才想到。可是看着像油腻腻、亮滑滑的蛇爬过黄色的皮肤。我看见的是大世界里的尸体，她向自己说，却不信。
卡车过后，电车上的人默不作声。静安寺站的报童吆喝着头条，好几只手从车窗伸出去要买报纸。
“马报，马报！”
他们需要白纸黑字的安慰，可以使他们相信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程她忙着想更紧要的事，怎么同她母亲说考试结果。
“我不知道，”她听见自己说，“我觉得考得不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古书她最有把握。除了英文还可以选一个语言，她选了中文，容易对付。可是试题却使她看傻了眼，问的净是最冷僻的东西，有些题目语法明显错误。让她父亲知道了，准笑死，偏偏又不能告诉他。却得向母亲说，可是决不能说好笑，不然又要听两车子话了：
“我不喜欢你笑别人。这些人要是资格不够，也不会在大学堂里教书。你又有什么资格说人家？”
问过考试之后，露道：“打个电话回去，姑姑要你留在这里过夜。他们一定也听见大世界的事了。”
榆溪接的电话。“好吧。”他瓮声瓮气的道，“要姑姑听电话。”
珊瑚接过听筒。“喂？……我很好，你呢？”她轻快的道。
再开口，声调高亢紧绷。“等我死了他可以帮我买棺材，死了我也没法反对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再穷我也不缺他那五百块……太荒唐了，现在还要惺惺作态。谁的好处？……对，我就是这回覆，你不敢说那是你的事，少捏造别的话就行了。”她挂上了电话。
“怎么回事？”露问道。
“谨池要他问我缺不缺钱过节，在榆溪那儿放了五百块。”
“他这是存心侮辱人。”
“官司赢了以前他逢人就说：‘她饿死我也一个子都不借给她，等她死了倒有五百块给她办后事。凡穷愁潦倒死了的，祠堂备下了这笔钱。’这会子他又要送钱给我了。”
“他就是那种人。”
“可不是，还把姨太太生的儿子的相片寄给大太太。自己觉得聪明得不得了。”
“榆溪怎么说？”
“他说只是代传个话，说上礼拜就想跟我联络了。”
“他不敢打电话来，怕是我接的。”
“还真心细。”
“尤其是他太太打了那通电话，他怕跟我说话。”
琵琶觉得母亲姑姑又恢复了以前的老交情。露早晨起不来，珊瑚同琵琶搭电车去上打字课。琵琶告诉她古文试题上的古怪题目。
“我也听过汉学家都问些最希奇古怪的题目。”珊瑚道，“我们到英国的时候，很多中国留学生修中文，觉得唬唬人就能拿到学位。”
“有些题目我倒想问问先生，他一定听都没听过。”
“他倒不可能特为研究过哲学什么的。那些汉学家知道的是多，也研究得很澈底，外国人就是这样，就是爱钻牛角尖。”
琵琶在基督教青年会下车，珊瑚以英语祝她顺利，又嘱咐她别忘了打电话给她母亲。她该在考完后打，大约是下午两点，露也起来了。
她考完试，刚赶得及回父亲家吃中饭。自己觉得很重要，因为需要保密，更觉得是重要人物。搭电车，走过炎热的长街，突然浸入了屋子清凉的阴暗里，旗袍和脸上的汗味都闻得到。够不够时间上楼换衣服？她望进餐室里，饭桌已经摆好了。她决定在这里等，凉快又安静，一个人也没有。老妈子们必定是在厨房里帮忙，厨房隔得远。屋子的房间无论是在里头吃饭读书闲晃，都像空房间。摺迭门两侧各有一个蓝花磁老冰盒，不用了，摸着还是冰凉的，仿佛盒子里还有稻草屑垫着冰块。
下楼来的足声不是她父亲就是荣珠，只有他们俩可以搭拉着拖鞋在屋里走。她走向窗边，转过身来等。荣珠进来了。
“娘。”她笑道。
“昨晚不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打了电话。”琵琶吃惊道，“我跟爸爸说了。”
“出去了也没告诉我。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娘不在。我跟爸爸说了。”
一句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荣珠一个耳刮子。她也回手，可是荣珠两手乱划挡下了，两只细柴火似的。
“吓咦！”老妈子们跟着何干一齐噤喝，都骇极了。女儿打母亲。
后面七手八脚按住了她。琵琶一点也不知道她们是几时出现的。她拼命挣扎，急切间屋里的样样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蓝花磁盒上的青鱼海草，窗板上一条条的阳光，蒙着铜片的皮桌，筷子碟子，总在角落的棕漆花架，直挺挺、光秃秃的。荣珠往楼上跑，拖鞋啪哒啪哒，够不着她。
“她打我！她打我！”婴儿似的锐叫不像荣珠的声音，随着啪哒啪哒的拖鞋声向上窜。
另一双拖鞋的声音下楼来。老妈子们愣住了，琵琶也是。
“你打人！”榆溪吼道，“你打人我就打你。”
他劈啪两下给了她两个耳刮子，她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跌在地上。她母亲说过：“万一他打你，就让他打，不要还手。”倒像是按剧本演出，虽然她当时没想到这一层。她在风车带转的连续打击下始终神智清明。胳膊连着拳头，铁条一般追打着她。阿妈们喃喃劝解，忙着分开两人。
“她打人，我就打她。今天非打死她不可。”
他最后又补上一脚，一阵风似的出了房间。琵琶立刻站起来，怕显得打重了，反倒更丢脸。她推开老妈子们，进了穿堂，看也没看一眼，进了浴室，关上门。她望着镜子，两颊红肿，净是红印子，眼泪滚滚落下。
“我要去报巡捕房。”她向自己说。
她解开旗袍检查，很失望并没有可怕的瘀伤。巡捕只会打发她回家，不忘教训她一顿，甚至还像报上说的“予以饬回，着家长严加管教”。这里是讲究孝道的国家。可她什么也不欠她父亲的。即便爱过他，也只是爱父亲这个身份。说不定该先打电话给她母亲。不行，因为她知道说什么能惊动巡捕，而她母亲可能不让她说。露并不愿举发这屋子的人吃鸦片。
“在里面做什么？”何干隔着门问道。
“洗脸。”
她掬冷水拍在脸上，顺顺头发衣裳。她需要样子得体，虽然是女儿检举父亲。她又从皮包里取了一张五元钞票，摺好挜进鞋里。不能不提防。
幸喜何干不在眼前。她悄悄走过男佣人的房间，不等门警打开前院的小门，自己动手去拉门闩。门闩巍然不动，锁上了。门警走上前来，夏日卡其袴露出膝盖，瘦削的坑坑疤疤的脸上不动声色。
“老爷说不让人出去。”他说。
“开门。”
“锁上了，钥匙不在我这儿。”
“开门，不然我就报捕房。”
“老爷叫开，我就开。”
她捶打铁板，大嚷：“警察！警察！”路口指挥车辆的巡警应该能听见。屋子正在街角，虽然大门并不对着街角。她的声音哪去了？小时候在楼梯口喊何干，吼声回响，连自己的耳朵也震聋了。别的佣人笑道：“何干，何干的嚷嚷，真连河也让你叫干了。”拿谐音打趣。可是这会子扯直了喉咙也喊不出声。这还是她头一次真的看见结实的大铁门，蒙上灰尘似的黑色，钉上一个洋铁盒，摇摇晃晃的，装信件或牛奶。拍打踹踢铁板间的脊梁，震得手脚都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