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懂个屁，你们只有升入中学以后，才知道什么是革命。”我感到了自卑，此前我一直错误地以为自己置身于革命之中。我是一个街头男孩，满街的红旗飘飘和满街的大字报是我的成长记忆，我观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游行和武斗，也一次又一次地跟随着大人们的脚步去观看批斗大会。
那时候我最羡慕的是比我大十来岁的人，他们赶上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当时的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以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长途跋涉四处串连。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串连的红卫兵。接待站为红卫兵安排食宿，提供路费，还要为红卫兵解决所需物资和运送车辆。我们小镇上的红卫兵，口袋里只有五角钱或者一元钱，拿着一纸盖上公章的串连介绍信，竟然跑遍了中国的柬南西北。乘坐火车不要钱，夜宿旅店不要钱，连吃饭也不要钱。后来，当他们讲述起自己红卫兵时代的串连往事时，个个眉飞色舞。
这也是我记忆里美好的夏季之夜。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那时他已经去了农村插队落户，过着辛劳和艰苦的生活，每隔两个月步行五、六个小时，从他所在的村庄回到我们小镇，在家里住上几天以后，再步行五、六个小时回到他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的乡村小屋里。他在夏天回来时，我们这些孩子的节日也就开始了。
夜晚乘凉时，他坐在藤椅里，架起二郎腿，手摇扇子，面对 十多个满脸崇敬席地而坐的我们，他沉浸到美好的往事之中，讲述起了他们当年如何高举红旗，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排成一队威风凛凛地走出我们的小镇。
他们计划步行一千公里，前往毛泽柬的故乡湖南韶山朝拜；然后再步行一千公里，从湖南韶山前往毛泽柬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可是他们步行了一天就筋疲力尽，挥手拦下了一辆卡车，去了一百公里之外的上海，在上海游玩了十多天以后，又乘坐火车去了北京，在北京仍然是游玩，然后分成两队，一队乘坐火车去了青岛，一队南下到了武汉……就这样，他们的队伍愈分愈小，最后我同学的哥哥变成了一个人的队伍，他一个人去了广州，遇到了几个来自东北沈阳的红卫兵，结伴渡过琼州海峡去了海南岛……半年以后，这支串连队伍中的红卫兵们如同散兵游勇，一个一个从不同的地方陆续地回到了我们的小镇。他们互相打听分别后各自的串连活动，发现没有一个人去过湖南韶山和江西井冈山。他们去的全是大城市和著名的风景区，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各自一生中最为漫长和尽兴的游山玩水之旅。
我同学哥哥的讲述来到最后时，总是重复那句感慨万分的话：“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尽收眼底啊！”
我们小镇上的老红卫兵们，那时候都被发配到了农村，正在经历艰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早期的混乱动荡过去后，毛泽东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九六六年以来，由于文革的动乱，中学和大学三年没有招生，致使全国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千六百多万人等待升学或者就业。这些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在大规模的武斗和轴抄家行为里大显身手，已经习惯于打砸抢的生活方式，当社会相对稳定之后，中国的经济也来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法提供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一千六百万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一旦无所事事， 就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毛泽东决定解决这个当时中国城镇社会的最大难题，他轻松地挥了一下手，说道：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然后，无数的中国家庭上演了无数的悲剧，他们的孩子背上简单的铺盖，在父母送别的眼泪里离乡背井奔赴边疆和农村，在中国最为贫困的地方扎下了根，开始了饥寒交迫和悲欢离合的人生之路。我们小镇上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去了遥远的黑龙江，有的就在本地农村落户。这些对前途悲观失望的老红卫兵，每次回到父母家中住上几天的时候，文革早期大串连的经历俨然是他们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往事。他们喜欢对我们这些小红卫兵讲述当年的精彩岁月，他们的讲述五彩缤纷，留在我记亿里最深刻的是他们对火车站的描述。
大串连时期的红卫兵挤满了中国大地上所有行驶中的火车，有些躺在座位底下，有些睡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行驶的火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车厢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也无法上厕所。于是当火车进站停下后，红卫兵们立刻从车门和车窗里纷纷拥挤出来，像是源源不断地挤出来的牙膏一样。男红卫兵们跳下火车后，大模大样地解开裤子，在月台上随地大小便；女红卫兵们则是围成了一个又一个圆圈人墙，挨个轮流走到圆圈人墙中间蹲下来大小便，以防某些心怀鬼胎的男红卫兵偷看。然后，男女红卫兵们重新从车门和车窗处挤进火车。火车开走后，站台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男女红卫兵留下的屎尿。
我同学的哥哥，因为热衷于讲述自己在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串连经历，在我心目中曾经是革命的象征。可是当他手中出现一根 竹笛以后，不再讲述自己风光无限的串连了，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右手提着一只陈旧的帆布旅行袋，左手拿着一根竹笛，破旧的球鞋上满是泥土地走来，这是他从农村回到父母家中的情景。当他住上几天返回农村时，仍然是相同的情景，只是那双破旧的球鞋上没有了泥土，母亲替他将球鞋清洗干净了。他回到家中的几天里，总是坐在窗口，吹奏他的竹笛。乐曲断断续续，都是当时革命歌曲的旋律，一可是这些革命旋律在他的笛声里没有了激昂的气势，似乎变成了靡靡之音。没有吹奏竹笛的时候，他坐在窗口发呆。有时候我们走到窗前和他说话，他的眼睛看着我们，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个原来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在农村插队几年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变得不爱说话了。也许是笛声代替了他的说话，他的千言万语可能都在吹奏之中。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走在自己居住的这条小巷时，只要听到竹笛响起，我就知道他回家了。这是我们巷子里唯一的笛声，也是他生命存在的信号。偶尔的时候，他会吹奏出货郎卖梨膏糖的笛声，让巷子里嘴馋的孩子们满头大汗地奔跑过来。看到孩子们上当的表情，他会发出几声开心的大笑，随即又沦陷到沉默之中。
这个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革命象征，在我们小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死去了。死去之前他回到了家中，这次他住了十几天，他不愿意回到乡下。有几次我从他窗前经过时，听到他的父亲在里面大声斥骂他，骂他好吃懒做，因为他不肯回到乡下。他声音软弱地申辩，说自己很累，没有力气下田地干农活。他父亲的骂声更加响亮了，骂他懒得像是一个资产阶级。我听到他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懒汉都觉得自己没有力气。”
他母亲觉得家里不能整天吵架，儿子也不能一直这么住下 去，如果长期赖在城里不回乡下，会被别人认为有思想问题。母亲好言好语地劝他回到乡下去，他同意了。临走时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放进了他的口袋，这在当时可是昂贵的食物。我看到了他的离去，他骨瘦如柴脸色发黄，右手提着那只破旧旅行袋，左手拿着那根竹笛，脚上还是那双破旧球鞋，他低头走去的样子有气无力。我看到他哭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抬起拿着竹笛的左手，用袖口擦着眼泪。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行走在人世间。几天以后，他在乡下昏迷了，被几个农民用门板抬进了我们的县医院，确诊为黄疸肝炎晚期，然后他死在了驶往上海的救护车里。我的医生父亲告诉我，送到县医院时，他的肝脏已经缩得很小了，而且像石头一样坚硬。他死去以后，我少年时期唯一的笛声也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