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革命？我过去记忆里的答案在众说纷纭。革命让生活充满了不可知，一个人的命运会在朝夕之间判若两人，有的人瞬息里飞黄腾达，有的人顷刻间跌落深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纽带也在革命里时连时断，今天还是革命战友，明天可能就是阶级敌人。
有两个情景在我此刻的眼前流连忘返，一个讲述了人性的美好，另一个讲述了人性的丑陋。
美好的情景来自于一位同学的父亲。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位平日里待人亲切的父亲被打倒了，他只是共产党政治体制里的一名小官员，仍然难以逃脱走资派的罪名。我小时候很喜欢他，因为他在大街上见到我的时候，每次都会向我微笑一下，他知道我是他儿子的同学。这是我童年记忆里唯一在大街上给予我微笑的大人，我在其他同学的父亲那里得不到这样的亲切微 笑。他被打倒以后，我也失去了这让我受宠若惊的微笑，他的眼睛看到我后就会迅速闪开。他在被打倒的几个月里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我不知道造反派是如何折磨他的，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他的儿子，我的那位同学，脸上曾经洋溢着阳光般的灿烂笑容，可是父亲被打倒后，他的眼睛开始变得惊恐了。课间我们在操场上玩耍时，他总是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有一天早晨，上课钤声还没有响起，我们背着书包在操场上奔跑玩耍，他走来了，然后像往常一样独自站在操场的角落里，这一次他站在那里哭泣不止。我在远处看到他的身体不停地抖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随后我们得知，他的父亲在天亮前投井自杀了。此刻我回首往事，我相信不堪折磨的他早已萌生自杀的念头，但是他将这个念头隐藏在心底，不让妻子有所觉察。他内心煎熬地徘徊在生与死之间，最终选择了死。他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悄悄起床，在黑暗里向熟睡中的妻儿无声地告别，然后轻声推门出去，奔赴另外一个世界。他的儿子后来告诉我，那天凌晨的时候，他在睡梦里感觉父亲在他床头站了一会儿。就在他投井的前一天傍晚，我还在大街上见到他，他额头流着鲜血，走路的样子有些瘸，他和儿子一起走过来。在夕阳的余辉里，他的右手搂着儿子弱小的肩膀，一副轻松愉快的模样，微笑着和儿子说话。很多年以后，我在北京的家中写作《兄弟》之时，这对父子在黄昏里走来的温馨情景一直缠绕着我。我觉得，宋凡平可能就是从这个挥之不去的情景里走出来的一个人物。
丑陋的情景来自于我小学二年级时候的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在操场上蹦蹦跳跳，老师们则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们。当时我们小学每个年级只有甲、乙、丙三个班，我经常看到一个女老师和另一个女老师站在一起，她们两个人亲热地说着话，咯咯地笑出声音。我在操场上玩耍的 时候，时常扭头去看看她们两个。我觉得她们之间十分亲密，彷佛是一对无话不说的姊妹。可是有一天早晨，我背着书包很早去了学校，当时操场上空无一人，我就走进了教室，没想到其中一个女老师比我来得还要早，她坐在讲台前正在批改作业。看到我进来时，她神秘地向我招招手，让我走到她跟前，然后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语调告诉我，经常和她一起亲热说话的那个女老师出生在地主家庭，是学校派人去她的老家调査后发现的，现在那个女老师已经被抓起来审査了。我先是疑虑地看着这个老师的兴奋表情，随后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一直以为她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后来的日子里，我在操场上玩耍时，再看到老师们站在一起亲密无间地说话时，会让年幼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就是街头血淋淋的武斗，也没有比这个貌似人和人之间亲密的情景更让我害怕。
什么是革命？我小时候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就是我的哥哥。我哥哥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造反有理”似乎就是他的血型。他还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有过震惊全校的革命举动。班主任老师站在讲台上批评他上课时做小动作，那位女老师可能言词过激，我哥哥被激怒了，他站起身搬着自己的课椅走到了讲台旁，将课椅放到女老师身旁，就在女老师疑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椅子上，对准女老师的太阳穴，居高临下地揍出了狠狠一拳。这个只有九岁的男孩，竟然把女老师揍得昏厥了过去，女老师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升入中学以后，我哥哥的革命性是变本加厉。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哥哥的语文老师，这位女老师在忍无可忍之后，终于走进了我们的家门，一口气说出了他干过的一堆坏事。可能是因为 委屈，那位女老师竟然掉出了眼泪。女老师当时的控诉滔滔不绝，我现在记住的只有一件事，可能是因为有趣，所以我记住了。那是在冬天，我哥哥上语文课的时候，脱下了他的球鞋，放在窗台上晒太阳，他穿着尼龙袜子的双脚臭气冲天，而且他还坐在第一排，他将一双臭脚就架在课桌上，正对着讲台。语文老师一边讲课，一边近距离地呼吸着他的双脚散发出来的臭气，就要求他穿上球鞋。我哥哥一口拒绝，声称他的球鞋还需要阳光的照射。一我哥哥说话的时候，脚趾在尼龙袜子里夸张地活动起来，努力让自己的双脚散发出更多的臭气。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就走到窗前，拿起他晒着太阳的球鞋就扔出了窗外。我哥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跳了起来，站到课桌上，又从课桌跳到讲台上，拿起语文老师的讲义，再跳下讲台，跑到窗前，把讲义扔了出去。然后在同学们的欢呼声里，他爬出窗口，捡起自己的球鞋，又从窗口爬进来，把球鞋放在窗台上让它们继续沐浴阳光，自己回到座位上后，继续把一双臭脚架在课桌上。然后像个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指挥着同学们起落有致的欢呼声，得意洋洋地看着语文老师灰溜溜走出教室。语文老师不能像我哥那样从窗口爬出爬进，她沿着教学楼绕了一圈去捡起她的讲义，当她拿着讲义站起身时，看到教室的几个窗口挤满了班上的学生，他们幸灾乐祸地用言词嘲笑她。
我记得语文老师走后，我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拿起一只凳子就向我哥哥砸了过去，我哥哥身手敏捷地躲开了。我母亲急忙拉住我父亲，我父亲冲着我哥哥吼叫起来：
“你在学校里干了多少坏事！”
我哥哥竟然理直气壮地说点点“我在学校里干革命……”
我父亲一把推开了我母亲，挥拳要去揍我哥哥。我哥哥一溜烟地逃跑了，跑到了他觉得相对安全的距离，继续说：“我就是在干革命。”
这让我对革命充满了向往。虽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很怕老师，我们经常被老师逼着写下检讨书，上课时说话和做小动作要写检讨书，同学互相打架也要写检讨书。我在小学时写下的检讨书，比我写下的作文还要多。而且我们的检讨书都被老师张贴在教室的墙上，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我哥哥的言行，还有其他比我们大上一、两岁的男孩的言行，让我们隐约感到升入中学以后就再也不用写检讨书了；升入中学以后不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了：升入中学以后一切胡作非为全都是革命行为。
所以在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几个同学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走进了小河对岸的海盐中学。我们走过篮球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在打篮球；走过操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躺在中间的草地上聊天。我们走过了两幢教学楼，几乎所有教室的窗台上都坐着学生。我们听到有人在喊叫我们的名字，是一个居住在我们巷子里的男孩，他比我们大一岁，初一的学生。他坐在一间教室的窗台上向我们招手，我们走了过去，问他现在是不是下课了？他摇着头说正在上课。他伸手把我们一个一个拉上窗台，拉进了他所在的教室。他让我们分别坐在窗台和课桌上，热情洋溢地把我们介绍给他近旁的几个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