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闲堂主人，京城人士也，尝与余为同窗，具以撰文章、赋诗词以为趣，因以互引为友朋。余与其相交数年，月闲堂主人几易其号，做锦绣文章万千，余常感叹于月闲堂主人文章所寓之深。今其有《射阳野语》一书论南宋末年之世情，文字精妙，尽道宋之时弊，因余为其友，故邀余为序。余以为，余之鄙陋难堪此重任。然观其间哲语，大为所撼，遂欣然受命，欲凭余之浅陋，而述余尽阅此文之感。
月闲堂主人假托古人之口，以十论、六词、一疏为文，具述宋之时弊，言其兴衰之理。自重文轻武之辩，至性本无善恶之论，自会子贬值之因，至官员贪腐之根。复又发论于男女之权、数理之道、兴衰之问。其间月闲堂主人每每托论于童子，而借童子无忌之言，而抒己志也。
此一文，先所罕见也。虽存同体之文，到底未见以宋末而论者。况今人之见，可纵横宋之始末，到底有如三清视凡，可尽述其变化之根本，盛衰之常理。
其间裴公之所言，今人视之，多有偏颇，然于南宋之社会，却诚可当一方大儒也，而其变莫过于今人思想之自由，古者为儒学之弊所困也哉？故今古相异，今盛而昨衰，亦莫过于此。
古之衰者，莫非今之鉴也。辟路而行，为荆棘刺，故知何以避荆棘，而后人避之。攀山而上，为猛兽袭，故知何以擒猛兽，而后人擒之。缘溪而寻，为水石迷，故知何以志寻源，而后人得之。故今人之所以撰前人之文章，实是为今日社会之发展而书谏言哉！
余以为，月闲堂主人之文章如是，而望后来者亦做文章如是。余尝与月闲堂主人飞鸽而信，皆以为，“抛砖自可引玉，而中华之兴盛皆在众人矣。”
四七一九年癸卯月慈莲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