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找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没没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
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
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
仅是无足重轻的一句风趣的插诨，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举个例
子，我认识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对于老年人的脱发有极其精微的观察。
她说：中国老太太从前往往秃头，现在不秃了。老太爷则反是，从前不秃，现在常有秃的。
外国老太太不秃而老太爷秃。为什么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结论：旧时代的中国女人梳
着太紧的发髻，将头发痛苦地往后拉着，所以易秃。男子以前没有戴帽的习惯，现在的中国
男子与西方人一般的长年离不开帽子，戴帽于头发的健康有碍，所以秃头的渐渐多了。然则
外国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因为外国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压在眉心，忽而钉在
脑后，时时改变位置，所以不至于影响到头皮的青春活力。诸如此类，有许多值得一记的
话，若是职业文人所说，我就不敢公然剽窃了，可是像他们不靠这个吃饭的，说过就算了，
我就像捡垃圾一般的捡了回来。
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致于无病呻吟，普通人则表现得不够，闷得
慌。年纪轻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
话来相当分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学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
忌生冷，总拣那烂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言论自
由了，不幸老年人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人不耐烦，任是入情入理的话，也当做耳边风。这
是人生一大悲剧。真是缺乏听众的人，可以去教书，在讲堂上海阔天空，由你发挥，谁打呵
欠，扣谁的分数——再痛快也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请人吃饭，那人家就不能不委
屈一点，听你大展鸿论，推断世界大战何时结束，或是追叙你当年可歌可泣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人，专好替人写扇子。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白折扇，立刻夺过
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
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人为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
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有奇句夺
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
遽别，此一法也。”又要惊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稳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妾妇之道。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了去。”诗人之写诗，纯粹出
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的警告我们作文的
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道
自己是例外的旷世奇才。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
（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
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逼急了，开个方子，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
杀。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
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的一种，我在这里
不打算多说了。
退一步想，专门描写生活困难吧。固然，大家都抱怨着这日子不容易过，可是你一味的
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比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为
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吧。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
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吧。抛开二者的文
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
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户
诵的也不是“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所以秽亵不秽亵这
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
低级趣味不得与色情趣味混作一谈，可是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
的事实。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
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作者们感到曲高和寡的苦闷，有意的去迎合
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
的根。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套，又要利用他们那一套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
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觉得了。
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出来。我们不必把人我之间划上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自己
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也喜欢听明皇的秘史。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
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
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那不过是推诿。作者可以尽
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
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
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
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要一奉十”不过是一种理想，一种标准。我们还是实际化一点，谈谈写小说的甘苦
吧。小说，如果想引人哭，非得先把自己引哭了。若能够痛痛快快哭一场，倒又好了，无奈
我所写的悲哀往往是属于“如匪浣衣”的一种。（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
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
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浣
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
吧？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
“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就连Ｐ．Ｇ．Ｗｏ
ｄｅｈｏｕｓｅ那样的滑稽小说，也得把主人翁一步一步诱入烦恼丛中，愈陷愈深，然后再